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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而易举地闪出特洛伊混乱的人群, 对这件事也并不例外

发帖时间:2019-11-05 01:59

  然而对什么事情都要用一分为二的眼光看待。对这件事也并不例外。我也应当把谣言看做对我的警告和鞭策。一个作家不是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而是通过其他的社会活动同读者见面,轻而易举地一个作家的名字不署在自己的作品上,轻而易举地而经常出现在新闻中间,难怪读者们疑心他会干种种稀奇古怪的事情。

闪出特洛伊再说知识分子混乱的人群再谈《望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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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而易举地再谈探索(1)闪出特洛伊再谈探索(2)混乱的人群再忆萧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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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轻而易举地这种“喜剧”是经常上演的。不过“皇位继承人”给换上了“中央首长”,轻而易举地或者是林彪,或者是江青,甚至别人,桃核给换上了别的水果,或者其他的东西如草帽之类。当时的确有许多人把肉麻当有趣,甚至举行仪式表示庆祝和效忠。这种丑态已经超过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沙俄外省小城太太们的表演了。我们在某一两部影片中还可以看到它的遗迹。除了这种“恩赐”之外,十多年来流行过的那一整套,今天看起来,都十分可笑,例如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剪忠字花、敲锣打鼓半夜游行等等、等等。在《随想录》中谈文学馆,闪出特洛伊这是第三次了。我愿意把我最后的精力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它虽然成立不久,闪出特洛伊规模很小,但发展的前途非常广阔。这是表现中国人民美好心灵的丰富矿藏,大量开发的日子就会到来的。一九五五年我读过法国作家萨特的《对新中国的观感》,里面有类似这样的话:中国人跟你谈今天的工作,他心目中还有个明天,他好像看到了明天的情况。事隔二十八年,我很可能记错萨特的话,现在行动不便,查原文也有困难。在这里我只想说,我已经看到了文学馆的明天。这明天,作者和读者人人有份。我的心灵仿佛一滴水,在这汪洋的大海中找到了归宿。有一天我会被读者忘记,我的作品将和一切选本书、盗版书一起化为尘土。但是我们的文学事业一定要大发展,任何干扰都阻止不了繁花似锦局面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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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的最后一个清晨,混乱的人群在罗曼·罗兰和海明威住过的拉丁区巴黎地纳尔旅馆的七层楼上,混乱的人群我打开通阳台的落地窗门,凉凉的空气迎面扑来,我用留恋的眼光看巴黎的天空,时间过得这么快!我就要走了。但是我不会空着手回去。我好像还有无穷无尽的精力。我比在五十年前更有信心。我有这样多的朋友,我有这样多的读者。我拿什么来报答他们?

在编辑《真话集》的时候,轻而易举地我重读了一年半中间写的三十则“随想”,轻而易举地忘记了的事情又给想起来了,因为从《人言可畏》起最后四篇短文都是在“危机”中间和“危机”前后写成的。它们使我记起当时的挣扎。特别是《人言可畏》,字数少,却在我的脑子里存放了好几个月,“危机”到来,自己在作拼死的斗争时,首先想起这笔心灵上的欠债。开始写它,我好像在写最后一篇文章,不仅偿还我对几位作家的欠债,也在偿还我对后代读者的欠债。讲出了真话,发狂的“危机”也过去了,因为我掏出了自己的心,卸下了精神上的负担。一个有说有笑、闪出特洛伊精力充沛的诗人变成了神情木然、闪出特洛伊生气毫无的病夫,他受了多大的迫害和折磨!不能继续工作,再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关于他我知道的并不多,理解也并不深。我读过他那三十万言的“上书”,不久就忘记了,但仔细想想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对。为了写这篇“怀念”,我翻看过当时的《文艺月报》,又找到编辑部承认错误的那句话。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我想,胡风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是没有受到冤屈、受到迫害,要是没有长期坐牢,无罪判刑,他不仅会活到今天,而且一定有不小的成就。但是现在什么也没有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六日上午我到了巴黎戴高乐机场,民航班机提前半个小时着陆,我也提前离开机场,因此没有能见到专程来迎接我们的法中友协的一位负责人贝热隆先生。贝热隆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两年前我们到法国访问就受到他热情的接待,他为我们安排整个日程,陪着我们从巴黎到尼斯、去马赛、访里昂。我还记得有天下午我在巴黎凤凰书店同读者见面,为他们在我的作品上面签名,书是新近在巴黎发行的,也有一些来自北京,还有一些从香港运来。我见到不少年轻的面孔,似亲近,又像陌生。年轻人都讲着我熟悉的语言,虽然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的遭遇。我一下子就想起了二十年代的自己,我的心和他们的心贴近了,我轻快地写着自己的名字,仿佛他们是我的亲友。贝热隆先生是这家出售中国图书的书店店主,他了解我的心情,他为我的忙碌高兴,他还在旁边插话介绍我在法国访问的日程。这些年轻人大都是常来的顾客,他们一下子就把桌上一大堆新出的法译本《家》搬光了。这一个小时过得多么快!朋友们催我走,我的心却愿意留在读者们的中间。分别的时候那个在北京学过汉语的女店员紧紧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请再来!”我笑着回答:“我一定来。”凤凰书店的名字从此印在我的心上。我万万想不到一年以后我会在法国报纸上看到凤凰书店被人破坏的消息:店面焚毁,店员受伤,剪报是尼斯的法国朋友寄来的。我立刻想到贝热隆先生,这对他该是多大的打击。我托人发去了慰问的电报。又过了一年多,一直到这次动身的前夕,我才知道书店已经恢复,由贝热隆先生继续负责。我多么想同贝热隆先生见面,并且在复兴的凤凰书店畅谈。这是我三访巴黎的一个心愿。愿望终于成了现实。尽管那个上午意外地下起了雨,但是小小的书店里仍然有不少的读者。贝热隆先生发出爽朗的笑声在店门口迎接我们。看到他的笑脸,我抑制不住奔放的感情,很自然地扑了过去。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他无恙,我也活着,书店比两年前更兴旺,书也似乎多了些。我又听见贝热隆先生的响亮的声音,他不休止地谈论中法人民的友情。我在一本又一本的新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我写字吃力,却并不感到疲劳,我又看见那些讲着我熟悉的语言的年轻人,也可以说我又见到了五十多年前的自己。我在书店里又待了一个小时,告别前我还和店员们在门前照了相。我感到遗憾的是那位在一年前受了伤的女店员到北京访问去了,我没有能同她握手表示慰问。但是在书店里我意外地见到车夫人,两年前在尼斯殷勤接待我们的女主人,她刚刚访问了中国回来就赶到书店来同我们相见,她还带了一本新出的我的短篇集《复仇》,薄薄的一本书,上面似乎还留着二十年代一个中国青年的面影,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我不再是那个在卢骚(梭)像前徘徊的孤寂的年轻学生了,我有了这么多的朋友,我感激地为她签了名,题了字。

一九二八年八月,混乱的人群我在法国沙多—吉里城拉封丹中学食堂楼上宿舍里写完小说《灭亡》,混乱的人群用五个练习本誊好全稿,准备寄给在上海的朋友,请他代为印刷。在包扎投邮之前,我忽然想起,不能在书上印出我的本名,让人知道作者是谁。于是我在扉页上写了“巴金着”三个字。一九二八年十月中旬,轻而易举地我离开巴黎去马赛上船的前夕,轻而易举地最后一次到沙多—吉里去,只是为了拿着身份证到警察局去签字,以便在中国公使馆办回国的签证。这是早已忘记、临时发现、非办不可的事。我买了来回的火车票,来去匆匆,非常狼狈,心情十分不好。这一次坐小车沿着高速公路开进沙多—吉里,在学校的院子里停下来。年纪不太大的女校长冒着细雨在门口迎接我们,还有一位身材高大的副市长和一位老同学,他已经是诗人和作家了。

一九二九年大哥同几个亲戚来上海小住,闪出特洛伊我曾用大哥和我的名义约三哥到上海一晤。他没有来,闪出特洛伊因为他在暑假期间要给同学的弟弟补习功课。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在去信中并不曾替他解决,本来我应当向大哥提出给他汇寄路费的事。总之,他错过了同大哥见面的机会。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到巴黎,混乱的人群我是那样寂寞。这一次再访巴黎,混乱的人群我仿佛在友谊的海洋里游泳,我发觉有那么多的朋友。“友谊的海洋”,这是我当时的印象,也是我当时的感受。我很担心,我已经游到了中心,怎么能回到岸上?离开这一片热气腾腾的海洋是不是会感到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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